对比国内外PPP引人的时机可以发现，国外PPP实践较为成熟的国家，其PPP模式引人之前，均经历了基础设施充分发展的阶段，其对财政压力的缓解目标次于基础设施服务效率的提高这一目标，政府对于PPP的支持不仅是政策的完备和体系化，也普遍包括财政的担保和信用背书，更类似于政府购买服务。即便是财政压力较大的日本，在经济泡沫危机之后，也经历了基础设施大规模发展的阶段，PPP的发展较为理性，政府对于推动PPP，不论是政策制定，还是融资支持、项目培育等均有系统的支持。所以，体现到融资层面，国外的PPP项目融资不仅是在融资模式上为中国提供模式上的参考，也从根源上为我国PPP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。
对比美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的PPP项目融资可以发现，PPP 融资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资本市场为主，PPP债权融资日益采用债券融资的模式，这一方面得益于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债券市场成熟，基础设施直接融资渠道畅通且成本相对较低;另方面也得益于PPP模式推广过程中健全的法律政策体系、公开透明的招采流程，社会投资方、金融机构对于PPP模式较为认可。
日本和新加坡虽然同属亚洲地区，但是PPP起源的社会背景不同，延伸到融资市场，所形成的融资模式有所差异。
日本在经历了基础设施建设的热潮之后，发起的PPP项目多集中于政府购买服务，有政府信用背书，同时有专业的机构对于项目的落地实施提供咨询服务，项目风险较低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PPP项目较为认可，利率也偏低。同时对于新型能源行业，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有助于基础设施新领域的PPP项目开发，吸引投资者进入。
新加坡凭借完善的政治经济环境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融资中心的优势，形成了良好的融资生态环境，更多关注项目的“物有所值”，项目融资从传统的银行融资到资本市场融资发展都较为完善，商业信托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在PPP融资模式中得到了成熟的应用，项目融资市场体系非常健全。和上述几个PPP发展成熟的国家相比，我国的基础设施直接融资渠道比较有限，虽然相关政策陆续出台，但业务市场尚未有效打开。这一方面与我国推动PPP模式以来，政策体系尚未完备导致部分地方PPP模式生搬硬套、演变成地方政府的融资工具有关，另-方面也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尚待完善有关。
对于传统的银行贷款，PPP项目的推广，拓展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社会资本和资本来源，打破了区域限制，打破了商业银行利用政府隐性底色的传统模式。这对中国的商业银行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。银行必须具备较高的项目融资经验，单纯以项目收入支付项目还贷资金，包括但不限于社会资本行业经验、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、地方政府财力、政府信用风险、熟悉行业政策和法规、不可抗力等因素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商业银行来说，无追索权的项目融资需要对项目的所有参与者有更高的风险判断。在债券融资方面，与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相比，项目公司长期不具备发行资格，因此在我国PPP项目融资中，发行债券融资的方式并不多见。PPP专项债券的发行，为PPP在债券市场打开了一扇窗口。目前市场上的成功案例都是以公司为主体的PPP专项债券和以项目债券为主体的PPP专项债券。
对于PPP领域的资产证券化，与其他国家相比，虽然美国是资产证券化的发源地，但资产证券化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应用较少。在欧美，债券发行是主要的方式。只有新加坡的商业信托模式在基础设施领域得到了深入的应用。虽然二者都有成熟的金融市场，但基础设施投融资生态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了融资方式的差异。资产证券化市场于2012年重启。在购买力平价资产证券化方面，
2016年以来，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证监会先后下发2689、55号文件，为激活股票型PPP项目市场，拓宽PPP项目融资渠道提供了政策支持。但后来发现，过去几年推动的PPP项目大多是合作项目，PPP资产证券化的广泛应用还需要时间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