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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PP2018年总结

发布时间:2020-02-24 10:54:50

截至2018年12月末,财政部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项目累计达8654个,投资额累计达13.2万亿元。2018年人库项目增速趋缓,可见国家和地方对PPP项目的规范管理更加严苛,PPP 实践行为更加理性,这一现象与以下几件重要事项有密切的关系。

(一)PPP立法之路漫漫

PPP立法一直是PPP各参与方关注的焦点。2013年10月,全国人大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起草“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”;基于2014年5月的征求意见稿,国务院于2015年4月转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委的25号令《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》成为目前我国PPP领域的最高级别文件:2016年7月,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要求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立法的工作进度;自2017年7月2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(征求意见稿))以来,社会各界翘首以盼,但仍有诸多争议,立法工作推进难度很大:2018 年国务院明确将“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条例"列入立法工作计划,希望年底发布9然而截至2018年底,PPP条例仍未出台,其实即便出台了,我们对其解决核心问题的期望也不能过高,毕竟PPP涉及很多既有法律,而条例的级别相对较低,有些矛盾冲突无法靠-部条例在短期内化解,而是更有赖于法律体系和行政制度的长期优化和改革。因此,PPP 立法需要借助实践和试验,进行不断迭代和自我完善。

更具体的,近年来在实践PPP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都是跨领域跨专业的,如土地一、二级联动,产权归属,投资主体,合同属性,法律救济,争议解决,税收优惠,会计准则,项目融资等,都亟待各领域在更专业的层面集中探讨和解决。以智慧城市和海绵城市等领域的PPP应用为例,这类项目的产出要求较难明确、边界划分不易清晰、回报机制难以稳定、技术更新周期较短,这些问题目前很难通过签署一份有效期长达10年甚至20年的合同来解决,项目执行期间,政府和社会资本两方的争议仍不可避免。通过分析我们发现,这些问题的产生,首先还是政府相关部门职能不清晰、流程不协调等所致,因此,关键部委的责任权力划分、跨部委的协调机制、实施流程等政府层面的管理问题亟待在PP条例中优先解决。

(二)PPP规范管理趋严

2018年,PPP 在规范管理、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方面有了显著成果。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。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之后,财政部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的精神指引,为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,开始全面整顿PPP市场。财政部下发一系列文件,建立了中央、省、市、县四级PPP项目财政支出责任体系,并通过计算机技术建立实时动态监测系统和风险预测机制,把PPP财政支出责任依法依规纳人预算管理,督促硬化政府履约能力,夯实政府责任。

在PPP发展过程中,部分地方出现泛化、异化PPP等不规范现象。显然,不是PPP本身的问题,而是动机不纯的主体、不尽职的咨询等不合规的方案和流程等因素导致了PPP 超前、过度、泛化、投机和不规范等问题。2为保证PPP项目高质量发展,坚决制止不规范行为,财政部2018年对PPP项目库和示范项目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:PPP项目未满足“两评一案”的要求、政府付费超过地方-般公共预算收入的10%、不宜继续采用PPP模式、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、政府构成违法违规举债担保、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开等的入库项目都被清退出库。随着新项目自身及其实施质量的提高,PPP的整体发展呈积极恢复之势。从人库源头便开始的严格监管将为合规的PPP项目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。此次整改也将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长期深刻变革,激励企业等社会各方的进步,尤其是PPP相关的政府管理体系和金融体系的改革。政府方面,为政绩上马的项目逐渐减少,无效投资逐步降低。金融方面,银行等金融机构需要降低对政府或投资者的信用担保的过度依赖,转而关注有限追索项目融资的核心,包括项目自身的收入、投资者的全过程运作能力、项目干系人之间的合同对风险的公平分担等。一年来,财政部整改态度鲜明,执行效果显著。国家发展改革委也积极务实,密集奔赴多地开展调研。然面,政府管理层仍未形成有效合力,又恰逢部委机构与职能调整,土地、财金等与PPP密切相关的宽松政策前景仍不明朗。

(三)PPP投融资探索深水区

PPP相关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金融风险在2018年初现,PPP 模式的推广在取得快速进展的同时,-些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不规范现象,尤其是地方政府假借PPP项目搞变相融资,引起广泛关注。金融机构为防范风险,全面提高了对PPP项目的放款条件和风控要求,也有部分投资人被PPP项目拖累,市场一度唱衰PPP。较过去而言,PPP投融资和创新方面的实践在2018年进入了深水区,简单粗暴的放贷和回报模式已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。

一方面,由于过去几年关于投资者的投融资没有明确和严格的要求,对项目资本金和贷款的资金来源也没有太多的限制,很多PPP项目存在融资不规范、资金来源不合规的问题,以至于有些人把PPP模式简单理解为政府的融资手段。另一方面,有些人动机不纯,希望通过PPP投机挣快钱,如有的地方政府只想上项目而不考虑PPP的适用性和财政承受能力,有些社会资本只想短期获利后就退出,并不想也不擅长于长期运营,还有部分金融机构只想“躺着挣钱”但不愿分担项目风险,使得很多PPP项目的方案过于简单,虽然短期内落了地,却在初期实践中就暴露出各种风险和各类问题,导致项目基本无法善终。

上述问题,表面上看是投融资问题,实际上暴露了中央政策与地方实践脱节的系统矛盾,这不是PPP领域仅有的矛盾,而是我国行政体制长期存在的症结。而且,中央企业(含大型金融机构)和地方国企的利益诉求不一,以及国有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的矛盾,由此产生的风险分配不合理、政府变相兜底、投资者重建设轻运营、明股实债、社会资本融资杠杆倍数过高等问题,都是我国在投融资体制改革、经济建设中需要从根本上考虑和解决的问题,只有系统地解决了上述问题,才能促进我国投融资体制的完善。

(四)PPP发展环境趋稳

PPP发展环境是指伴随PPP项目全生命周期(包括设计、建设、运营、移交等各个环节)发展的各种条件和因素的综合,包括影响PPP项目的社会因素、经济因素、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等方面,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。这些因素能综合地反映个国家或地区是否适合、从多大程度上适合以PPP模式进行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、建设和运营,能够为政府及社会资本方进行PPP模式决策提供参考,同时为各地政府完善PPP发展环境提供指引。

北京市是政府能力、财政保障、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评级相对靠前的城市,说明北京市的PPP发展环境非常好。然而,北京市的短板正是其发展需求较弱。2018年,北京市PPP项目数量相对往年新增较少,而且发展需求与2017年相似且仍然较弱。

杭州市的营商环境评级同北京一样也比较靠前,其余三个维度中,政府能力、财政保障维度的评级较高,说明杭州市也有很好的PPP发展环境,但同样,杭州市也具有发展需求很弱的短板,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 在该市的发展。

宁波市的政府能力、财政保障、营商环境三个维度评级都较高,而且表现均衡,但发展需求低,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该市的发展。青岛市的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两个维度评级高,且政府能力的评级靠前,是五个AAA城市中唯一一个 政府能力评级 与北京-致的城市。这说明青岛市的PPP发展环境很好,且在政府能力方面更具优势。但青岛市的发展需求评级低,这一短板在五个城市中更为突出。

深圳市的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评级同北京致,都很靠前,政府能力评级也高,说明该市的PPP发展环境相对较好,但发展需求也较低。

长沙市的政府能力和营商环境两个维度评级高,财政保障评级也较高,但发展需求低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 在该市的发展。

郴州市的政府能力和财政保障两个维度的评级为高和较高,营商环境评级较低。但是,郴州市的发展需求高,相对其他城市评级靠前,发展需求的优势在一-定程度上弥补了营商环境的不足,对PPP发展有促进作用。成都市的政府能力、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三个维度都为高,与AAA城市中的宁波市相似,有较好的PPP发展环境,但发展需求也同样较低,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该市的发展。

赣州市的政府能力的评级很高,财政保障的评级也较高,但营商环境的评级低,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该城市的发展。但该市的发展需求维度评级高,并且在在列城市中属于领先地位,具有明显的发展需求优势,从这一方面看,赣州市也具有良好的PPP发展环境。

广州市政府能力和财政保障维度评级高,并且营商环境评级很高,有很好的PPP发展环境,但发展需求低,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该市的发展。

拉萨市的政府能力评级低,营商环境评级较低,但财政保障和发展需求两个维度评级高,并且发展需求高的优势相较其他城市尤为明显,为该市营造了较好的PPP发展环境。

襄阳市与拉萨市相似,发展需求维度评级靠前,相对其他城市优势明显。并且襄阳市的政府能力评级高,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评级也较高,所以该市具有较好的PPP发展环境。

玉溪市与拉萨、襄阳二市相似,发展需求维度评级靠前,相对其他城市优势明显。并且玉溪市的政府能力和财政保障的评级均为高,从这三个维度看该市具有较好的PPP发展环境。但营商环境维度的评级较低,在一-定程度上限制了PPP在该市的发展。

镇江市的财政保障维度评级较高,营商环境也较好,有较好的PPP发展环境,但该市发展需求评级较低,并且政府能力评级较低,这维度的短板较为明显,限制了PPP在该市的发展。

郑州市与镇江市相似,政府能力和发展需求两个维度的评级较低,相对其他城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短板,但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两个维度评级较高,为PPP在该市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。

舟山市同样具有财政保障和营商环境较好,但政府能力和发展需求有短板的特点。这四个维度的不均衡体现出PP在该市的发展具有潜力,但在一定程度 上又受政府能力和需求的限制。